第一节 中国城市化水平
根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中国人口增长的综合 分析 ，可以预测20年内中国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60%左右。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只有3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47个百分点。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正相关性。2000年中国人均GDP约为850美元，根据中国GDP年均7.2%左右的增长和同期人口年均千分之八的增长，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增至2800多美元，中国城市化水平届时可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需提高约1.5个百分点。
针对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平均规模偏小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李善同认为，在扩大中小城市数量的同时，要适当重视大城市数量的扩大和功能的提升。大城市不仅劳动生产率较高，其资本生产率甚至基础设施生产率出较高。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在3000美元以下时，人口和经济要素主要是向大城市转移。
此外，应完善城市功能，形成合理的大、中、小城市布局。大城市必须发挥凝聚经济的功能，吸引投资、孵化新企业并刺激经济增长，应注意多元化发展，保持工业与服务业的平衡。专业化的中小城市则以发展商业为主。小城镇应具备吸纳农村富余人口、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特别要避免“有城无市”，应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繁荣经济为前提。
第二节 城市人口密度过大
目前，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公里和1.3万人/平方公里。而目前世界主要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8500人/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密度过大必然给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第三节 劳动生产率偏低
目前，美国劳动生产率为60728美元，欧洲国家平均43034美元。同期，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为10600美元，京津环渤海地区为6800美元。
第四节 大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偏低
目前中国三大主要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
第五节 城市群对于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率偏低
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的份额只有38%。牛文元说，未来城市发展将向城市经济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因此，中国必须坚持发展组团式城市群，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财富聚集的战略平台。
第六节 规划 滞后问题
我国现行的城市 规划 制度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滞后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发展需要，仍停留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中，而没有任何整体的实质性的改革，处于低层面被动适应（实质上已不适应）状态。
规划 滞后，表现为有市无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不配套等。如今，我国许多城市都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 规划 ，逐渐重视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理念。
第七节 人口规模问题
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是一个老生常谈、又常谈常新的话题。当前我们面临的难题是人口自由迁徙与城市管理之间的矛盾，即从理论上人们都认同公民的迁徙自由，但在实践中又身受“城市病”困扰之苦。
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城市化的基本标志。观察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一个客观规律。尽管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心城区人口呈现向郊区扩散的趋势，但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尤其是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带”的发育来看，人口集聚程度通常都在提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就处于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聚集阶段。
在我国，按统计口径计算的超千万人口的城市只有4个，实际上现有的人口超过千万的远不止这个数字，武汉、沈阳、成都等一批城市如果算加流动人口已经达到和超过千万，而美国这样的越级工业强国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也只有三个。中国如果全部取消户籍管制，则可能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会增加到二十几个，这将给城市管理和建设增加极大负担。因此，理想的城市 规划 就该是以一个中心城市建成若干卫星城市，地面的交通建设（如轻轨）就要比地下交通的建设成本要低得多，更主要是的是人们有一个较大的空间过着舒适的生活和享受生态自然的乐趣，至少降低了压抑的空间，使得有条件的都是居住在远离喧闹的市居区的乡间村。所以城市的发展就以建设中小城市的经济带为宜。
第八节 基础设施的建设问题
在发达国家，城市建设首先是着重地下的基础设施，地下设施集排污，排水、电讯、消防和防空于一体，地下的通道的总长度是表面道的两倍以上。现在我国大部分城市，表面上高楼林立，气势宏伟，一旦有不测事件发生，就会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品质，甚至造成重大灾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还不富裕，财力还不充足的情况下，城市建设切勿搞形象工程和花架子工程。如果不顾财力和地方特色地一味追求广场工程、城市灯光工程等实在显得没有意义，反而不伦不类，既缺乏实用价值也没有文化含义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不能真正体现城市发展工程中以人为本的宗旨。
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这存在着对环境基础设施领域中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偏差；现有的市场化政策环境还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地方政府应用市场化模式的能力不足，没有明确的监管和服务体制；改革现有体制面临特殊困难；垃圾处理市场化过程中的监管和服务等问题。
第九节 三农问题
中国的“三农”（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人地矛盾最集中的体现，充分体现了土地报酬递减的决定性作用。
这几年的经济学界有一个共识：“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也就是说，通过加快城镇化、城市化、工业化，有望使中国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热潮中，农民再次成为被剥夺者，近4000万农民成为无地、无业、无社保的“三无”农民。
第十节 公共投入问题
理论上讲，公共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纳税人，政府财政财政资金应该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更多地负担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公共基础设施、基础科学 研究 和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这也是政府公共支出能否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水平的试金石。随着我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的建设对政府公共支出的要求日益增长，例如城市化人口的扩张需要大量的公共基础建设；需要社会保障资金作为后盾；也更需要科学、教育、文文化、公共卫生以及对社会治安的公共支出。然而，我国政府财政还过多地肩负着经济建设的职能，行政事业费的开支还过于庞大，挤占了相当一部分的公共支出，这不仅给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带来压力，而且严重阻碍了当前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
第十一节 体制、制度性问题
现状城市 规划 制度覆盖面小，内容不健全，许多新情况无制度依据，存在许多管理盲点，制约了城市发展。目前，除了仅有的不堪负重的计划经济下的《城市 规划 法》外，城市 规划 的许多配套制度和法规仍然与快速发展的城市建设和城市 规划 需要相差甚远，故而，面对如此复杂充满种种矛盾的城市发展问题城市 规划 自然倍觉茫然无措。
由于现行的许多 规划 制度年代久远，且标准低、质量低，客观上给城市 规划 实施也带来了许多自相矛盾。要么依据不足、要么合情不合法、要么合法不合情，在具体操作中难以把握、解释不一、众说纷纭。试想，这种制度状况要应付快速多变的形势发展能不举步艰难、自身难保吗？再者，就是现有的制度也执行艰难，如 规划 编制制度、审批制度、运行制度、违法违章处罚制度等，除了其自身不完善外，有的根本没有得到实行，仅有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双重矛盾与冲击下的城市 规划 制度是难以保障城市 规划 目标实现的，不但如此，许多不合理的制度和 规划 成果反而为城市无序开发推波助澜，成了各种违反 规划 的“合法保护伞”。
第十二节 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是衡量现代城市的标志之一。建设生态城市是一项运用生态学原理，发挥园林绿地在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作用，维护、改善人类居住的生存环境，使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协调发展，城市区域大环境生态平衡的社会系统工程。生态城市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新型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潮流和方向。
在城市化普遍“提速”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抓不住城市化的真谛，抓不住城市化这一变革农业生产方式的牛鼻子，撇开农村孤立地发展城市所致。“乡村派”则在农村大搞所谓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以小城镇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城市化”战略。其结果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地发展乡镇企业，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村村象镇、镇镇似村”地进行村镇建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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