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不搞GDP挂帅不等于放弃GDP指标
更新时间：2018-03-14 08:40:56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近日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再往后就是中速增长，这是符合规律的”。
刘世锦表示，中国经济未来要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和效益上，要推动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比如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改革等，为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
本期人物
刘世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1955年1月出生于陕西西安。1982年2月毕业于西北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下一步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到底什么办法管用？还是得调动各个地方政府、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去探索，给他们一个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让他们去试，给出一个比较大的试错纠错的空间。应该鼓励有个性、有特点、有差别，让各地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潜力，从中就会涌现出一些真正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管用办法。
谈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高速转向中速增长有三方面原因
南都：十九大明确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你看来，何为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要求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生产产品高品质，生产过程高效率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三大重要变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际上也包含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容。
南都：什么样的标准体系能够更好地衡量、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
刘世锦：从高质量发展和指标体系来讲，不能再搞GDP挂帅，但不等同于完全放弃GDP这一衡量指标。GDP是国民经济增长总量的一个核算方法。方法本身没错，全世界都在用。但我们过去出现的GDP挂帅，是把一个好指标放在不合适的位置上，容易产生偏差。
今后的指标体系，首先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不能为了短期内过高的、不切实际的GDP指标，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实际上，质量和数量长期来看是统一的，发展质量提升，在潜力允许的情况下，经济也能够长期保持较高增长。
南都：随着淡化经济增长目标，2018年GDP增长目标就没有提及“争取更好结果”。未来经济增长是否可能仍将继续放缓？
刘世锦：过去七年，中国经济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中速增长，这样的转变是符合规律的。下一步经济增速可能还会进一步放缓，这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不是简单地说基数大了，增速就慢了，这背后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社会重要的需求，比如房地产、煤炭钢铁等产品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第二是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与结构都出现了重要变化；第三是资源环境已经触到了底线。这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推动了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
南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经济改革，突破口或关键点在哪里？
刘世锦：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方向是明确的，下一步还是要抓关键性改革。第一是土地改革，重点是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农民的宅基地逐步进入流转。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包括房地产税、环境税、财产税等问题。税制改革要推动逐步转变为直接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同时适当给企业减负，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三是金融体系改革。当前金融体系存在一些问题，与监管不到位有关，但和实体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相关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也有关系。并不是说加强金融监管，就要限制金融创新，两者并不矛盾，金融体系改革要理顺两者关系。在改进金融监管的同时，要推动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创新驱动的金融创新和发展。
还有国企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等。这些重点领域如果能有所突破的话，将会为高质量发展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谈地方竞争机制要给地方探索试错纠错的空间
南都：地方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诀之一。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套机制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刘世锦：中国过去近40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地方竞争机制。每一级地方政府就是一个竞争的主体，这大概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重要特点。
下一步转向高质量发展，到底什么办法管用？还是得调动各个地方政府、基层和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去探索，给他们一个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让他们去试，给出一个比较大的试错纠错的空间。应该鼓励有个性、有特点、有差别，让各地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潜力，从中就会涌现出一些真正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管用办法。
可以看到，近几年地方上已经出现了一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办法，比如说现在一些城市开始“抢人大战”，抢的是高校毕业生，放低门槛、提供优惠政策，包括给钱给房给户口，吸引大学生到本地就业创业。
这种抢人不仅包括高端人才，普通劳动者也是紧缺的。过去一些城市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想把外来人口挡在外边，用户口、公共服务等进行限制。一个城市的人才结构需要合理搭配，既需要高端人才，也需要普通劳动者，形成合理的分工关系。
在地方的人才竞争之下，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今后很可能不再是挡人、拦人了，而是要抢人了。哪个城市先抢人、抢到人，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就提升了。
南都：如何看近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变化？
刘世锦：中国人口总量相对比较稳定，劳动力总量有所下降，人力资本则会提升。近年来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大约在800万人，这在全世界规模是最大的。这部分劳动力的知识技术水平较高，而与国际相比较，人力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这将是中国新机遇，要利用好这些规模较大、高知识水平、低成本的人力资本。
谈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稳杠杆
南都：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控金融风险列为未来三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首。怎么看目前国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形势？
刘世锦：我国金融风险总体上是可控的。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企业的盈利水平在上升，资产质量有所好转，这对化解金融风险是有利的。
中国政府对金融风险是高度重视的。当你提出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时，问题不可控的概率就会下降。
还需要看到，中国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区别于小经济体，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有差异的，这就会形成对冲机制。比方说，东北等地区过去几年经济发展放缓，金融风险可能相对较高，但深圳等东南沿海地区仍保持较高增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风险差异较大，本身就可以形成有效对冲，这是中国防范金融风险一个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
南都：经济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是不是意味着防范化解金融债务风险的有利条件被削弱了？
刘世锦：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金融风险形成条件发生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很多金融风险是能够被分散、被推后、被化解吸收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国有银行的坏账规模较大，当时做了剥离，但一段时间后，这些资产有相当一部分转变为优质资产。为什么？土地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原来有风险的资产变为比较好的资产。
但这是有条件的，需要经济高速增长。而当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以后，金融体系将会出现大的调整。
南都：要在未来三年左右，打赢防范金融风险攻坚战，需要拿出哪些实招？
刘世锦：首先是稳杠杆，不能再往上加了。接下来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降杠杆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条件。降杠杆不是下达行政命令或者出台一个政策就能降下来的。降杠杆需要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涉及企业的业务模式升级、核心竞争力增强、生产经营体系的整体改造等，需要相当长时间。
南都：今年要推动解决地方债的问题。为什么做实做优中国经济，要把解决地方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刘世锦：目前公开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17万亿元，这个规模还是可控的。问题主要在于一些地方隐形债务近两年上升过快，无论是产业投资基金、专项基金或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最终还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偿还责任。部分地方隐形债务超过公开的合规债务，金融风险就在积聚。
有关研究表明，与处于同样发展水平的OECD（经合组织）国家相比，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比重过高。所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适当降低，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适当降低，既是投资结构合理化的要求，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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