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小微信贷难题求解 加息减负
更新时间：2018-08-14 09:11:31
一、小微信贷是世界难题
中小微企业包括有关部门定义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不同部门（工信部、银保监会等）均有定义，相互之间会有些出入，大致都是通过员工数、产值等指标来定义，且不同行业也有不同。这种定义有时候会闹一些乌龙，比如某大型央企刚刚新设一个子公司，由于它规模还小，于是符合了小微的定义。但这种“央二代”显然不是我们日常所需要支持的小微。
而金融部门习惯按信贷规模来定义中小微企业。比如，一般经验，大致信贷2000万元以下称中小企业，500万元以下为小微企业，几十万乃至数万元的，称为微贷业务。不同类型，需要使用不同的业务模式和服务方式，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
然而，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信贷机构）如何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其发展，在目前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难题。小微企业经营波动大，抗风险能力差，经营不够规范，信息书面化极不充分，平均生存寿命在3年左右，给他们提供融资是风险很大的。银行要为存款人、股东负责，不是来开慈善机构的，因此在小微业务上慎之又慎，这本身无可厚非。
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兴起之前，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基于线下手段，对此几乎难以着手。但国内外也有部分机构尝试了一些方法，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经过几十年探索，最后较为主流的模式，实质上是“人海战术”，用大量的业务员，勤快地拜访客户，了解客户，充分掌握信息，以此来保证信贷投放的安全，但这样人均产能有限，每个客户经理大概能跟踪几十家小企业（如果小企业同质化，则可跟踪上百家，比如行业事业部模式，但这样会产生很大的行业集中度风险）。这便会导致比较高的“信息生产”成本，即生产风险定价所需要的信息时，所需要消耗的成本。
二、提高利率才能帮小微
利率，是资金使用的成本。金融规律告诉我们，利率一方面要覆盖其资金和业务成本，另一方面也要覆盖风险，才能使放款业务变得商业可持续。由于小微企业风险高，那么就需要在利率中加入更高的风险溢价。再加上其信息生产成本高，这笔成本也要加到利率中去。从这一角度而言，小微信贷利率，在传统业务模式下，是很难降下去的。
这时候，如果官方规定一个极低的利率，那很可能是无法覆盖合理的信息生产成本和风险的，于是很多银行只能选择不做这个业务，因为它在商业上是不可持续的。而一旦放开利率管制，任由利率上行，当利率高到一定程度，可能覆盖风险和信息生产成本之后，银行反而愿意尝试了。
这就是小微信贷业务的一大特点：利率越高，越能支持小微。这虽然看似有点违背直觉，但却是符合金融规律的。
我们早年的利率市场化尝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规律。我国建国后，我国大部分时间是实施利率管制的，在早期，利率管制有助于动员资金，将资源集中于某些领域，快速实现工业化，有其历史功绩。但慢慢就体现出其弊端。1980年10月，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金乡农信用社试行“利率浮动、以贷定存”，打响了改革开放后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第一枪。1987年6月，人行批准《温州市利率改革试行方案》实施，温州市成为全国首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但这些还属于小打小闹，就像刚开始的几次起义一样，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温州市场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有行和很多股份行纷纷来温州开设网点，对当地的农信社形成较大的竞争。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经济中，利率管制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需要。2002年3月，人行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8个县（市）的农信社（城关网点除外，即市区、县城的网点除外）开展试点，正式拉开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温州的有瑞安、苍南两县入选试点，而后取得一定经验后，推广到全市357个农信社网点（不包括全市市区、县城、乐清市柳城镇的网点）。根据该改革方案，农信社存款利率可以一定程度上浮30%，有利于它们与大银行、民间借贷争抢存款。同时，贷款利率可上浮70%。
贷款利率上浮的效果非常明显，农信社向农户、居民提供信贷的意愿显著提升，也遏制住了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局面。尤其明显的是，支农信贷量明显上升。而这些信贷抢占了很多原先民间借贷的市场，民间借贷利率应声下跌。这便充分印证了，只有加息，才能支持小微。
这项改革还有一个很可贵的副产品，就是让当地的银行、信用社初次参与了市场竞争，开始尝试信贷营销、差异化定价等曾经闻所未闻的工作。中间也出现了一些信用社存款定价过高导致存款流入很多，而贷款营销不力，最终导致利差收入下降的局面（要是现在遇到这种局面就去买同业理财了，在当时可没有同业理财可买）。这些目前看起来十分平常的银行工作，在当时都是全新的课题。当然，也不排除在国内某些地区，有些银行至今仍未学会这些工作。
也是借助这次利率市场化改革，信用社抢占了较大的市场份额，率先尝试了中小微业务，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实至今日，在东部沿海省份，城商行、农商行依然在当地银行业占据极高的市场份额，甚至成为当地第一大银行。
而当时的大中型银行，还继续用基准利率为大型企业提供信贷，过得舒舒服服的日子。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想过，若像美国那样，将来大型企业都去资本市场融资了，银行吃什么。当然，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等到那一天，这些行长们早已财务自由等着退休了。
因此，“加息”才有助于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当然，这里的加息不是说要提高利率基准，而是只需要放开管制，让银行自行决定上浮比例，实现风险定价。
三、小微好，才能小微信贷好
利率改革之后，温州乃至浙江的信用社（及其后来改制而来的农商行、城商行）开始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浙江成为民营经济强省，有这些银行的功劳。但是，同样，反过来，也正是因为小微企业的发展，造就了浙江的一批优秀的小微信贷银行。
银行作为金融业，服务实体，又依附于实体。银行提供信贷服务，是给实体加杠杆（债务融资），加杠杆的功能，是让好的更好，但无法让坏的变好。一个企业不好了，大多情况下是无法通过借更多钱的方式来变好的。如果实体不好，银行却硬生生要把实体救起来？对不起，银行不是没这意愿，而是确实没这本事。救死扶伤，是秃鹫投资业务，绝不是银行的业务，这是金融子行业的天然分工。所以，浙江涌现出那一批优秀小微信贷银行的根本原因，是浙江有一群吃苦耐劳的先辈，用常人不能想象的睡车站、睡地头的精神，创造了一群活跃的小微企业。所以，不是银行使他们好，而是他们本身就好，银行给他们加了杠杆，让他们更好。
如果他们不好，银行又给他们加杠杆呢？那么下场就是银行和小微一起死。请参考2011年温州中小企业流动性风波。
而其背后，还有一个值得感谢的人，就是不太管事的政府。
建国后，浙江、福建作为海防前线省份，几乎没有布局重工业，只有一些小型国企。1993年，国企改革，“抓大放小”，经营效益差的小型国企几乎被卖个精光。因此，目前在浙闽很多县域，除一些公用事业企业（能源、通信、供水等）外，几乎看不到像样的国企。这也意味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其实相对弱。而后，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除照章收税之外（“财政税收收入/GDP”的高低跟经济结构有关，不能简单理解为税负轻重。数据来源：WIND），其他种种名目的收费很少（体现为“财政非税收入/GDP”较低）。非税收入中，一大部分是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另外还包括各种行政事业收费，这些，浙江和东南沿海省份都相对小。
在这样的地方开银行，尤其是那种几乎纯民企的地方开银行，这些银行从来只会做小微信贷，不会做别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体制性歧视”，因为这边就没大型国企可做……这时，银行自然而然就会去想方设法支持小微了。
当然，“小政府”也不是十全十美，就是公共设施会差很多，破烂而杂乱的城乡建设，富裕的二线城市市中心的道路竟然坑坑洼洼，自古的文化强省现在却教育医疗明显偏弱，产业规划也较缺乏。
在这样的地面上，小微经济就活跃起来了。因此，在支持小微为问题上，银行其实没本事打头阵。首先，是得有一个繁荣的小微群体，然后才有了银行发展小微业务的空间。不能本末倒置。
四、减税降费，放水养鱼
2015年12月，国家宣布建设台州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区，旨在通过发展专营化金融机构和互联网金融服务新模式、支持小微企业在境内外直接融资、完善信用体系等举措，探索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这是对台州小微金融的褒奖，也是对台州几家著名的小微信贷银行的褒奖。可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创造另一个像台州这样小微遍地的经济环境，那么也就不可能复制台州那几家小微信贷银行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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