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要把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首先是中央政府购买生态产品。比如，中央财政最近几年每年拿出720亿，给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称为生态补偿。其实就是生态产品交换。

 

　　“这是发展权的问题。交换是平等的，我提供生态产品，你拿钱来。因为没有办法分，只能是中央政府代表收益地区拿这个钱，进行交换”，杨伟民说。

 

　　第二个途径，是地区之间的生态产品交换。他表示这种地区间生态产品交换最早在美国产生，现在中国也在做，比如关于新安江，浙江和安徽的处理。

 

　　第三个他认为最重要，但可能难度最大，就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

 

　　他举例，中国承诺到2035年碳排放达到强度峰值，如果把碳排放总量分配给所有企业和所有人口，实际上因为其具有了稀缺性而可以进行交易。有些地方如果想新建企业，没有排放指标，就去买别的企业减排的量，就解决了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问题。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来源”，杨伟民表示，如果真正做到，每个人都会去尽量少用高碳排放的产品。

 

　　第四，是生态产品的溢价。很多因为工业生产被破坏的，比如废弃的矿山、垃圾场、建筑垃圾集散地等，可以成为公园，给出具体政策。

 

　　“把生态恢复后，就值钱了”。他举了成都府南河的例子。过去府南河是臭水沟，周边地价是30万一亩，环境整治后，地价是300万一亩，生态产品溢价十倍。还有北京，去年拆除违建62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老城的面积。“这些土地要修复生态，不能再变成水泥地了”。还可以通过搞一些生态旅游、休闲来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

 

　　他表示，媒体报道比较多的祁连山的问题、秦岭的问题，都是在禁止开发区干了本来禁止的事。“本来是提供生态产品的，结果去搞大开发，建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