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讨论越来越热。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之于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意义？记者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已全文公开。这是不是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入落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下一步的重点是什么？

 

　　郑永年：决策已经有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执行，重在执行。中央规划文件确定了框架性、方向性的内容，往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建立详细的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涉及“一国两制”，涉及三个独立关税区，协调起来有难度。现在有韩正副总理作为组长、香港澳门特首均担任小组成员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有中央政府协调的机制，将很大程度上推动粤港澳三地的协调。从中央协调的角度上看，粤港澳大湾区未来不是广东的项目，也不是香港或者澳门的项目，而是国家主导的项目。湾区内的11座城市都是执行者，都要根据规划文件进行落实。

 

　　粤港澳如何才能实现规则衔接、深度合作，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

 

　　郑永年：我认为，真正的衔接是制度的衔接、规则的衔接。粤港澳如何实现规则衔接？关键还是解决机制体制的问题。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文化的融合没有任何阻力。地理上的互联互通现在也做得比较好了，港珠澳大桥已经通车。在这些方面，粤港澳合作已经有深厚的基础。但它们的规则、制度则有很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面对的主要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提出来之后，很多人认为，应该到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去看看，借鉴借鉴经验。我认为，当然可以去这三大湾区看看，但这些地区都是同一体制下，基本上没有“社会制度不同，法律制度不同，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的问题”。这些地区都没有粤港澳地区的这种特殊性。

 

　　制度、规则的衔接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这当然不容易，但也有成功先例可供借鉴。欧盟有二十多个国家，有不同的体制，但欧盟在没有中央政府协调的前提下，在不同体制的国家之间实现了要素、人员的流动。欧盟能够做得这样好，而我们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协调下，应该做得更好。

 

　　现在内地很多城市之间都存在行政分割，造成市场分割，要素难以充分流动。这其实也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这一原则落到实处，不但有利于内地城市之间的要素流动，也有利于粤港澳之间的要素流动。

 

 

 

　　郑永年：主要是行政审批权的问题。要看看如何通过政府的“放、管、服”改革孕育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政府来说，首先要确定是政府不做什么。现在规划文件一出，大家就想着“他做什么、我做什么”，但第一个清单应该是“我不做什么”。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出负面清单？下放行政审批权，本质上就是这些政府不要去做。“不做什么”的清单比“做什么”的清单更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有三种法律体系，如何才能衔接呢？

 

　　郑永年：法律不是抽象的，法律的背后都是利益。在欧盟里，英国是属于英美法系，其他国家属于大陆法系，从利益出发，就可以找到一种制度安排，来协调不同的法律体系。

 

　　中国加入WTO之后，很多法律法规都跟西方不一样。中国也是通过制度性安排来解决与西方的差异。中国是不断扩大开放的，已经有各种制度安排在做了，比如广州开发区就有接轨国际的知识产权法庭。

 

　　我相信，直面这个问题，就不会解决不了问题。法律制度不同的问题，有人说解决不了，实际上，只要大家都以做大蛋糕的方式，那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粤港澳大湾区，我的理解不是“分大饼”，而是“把蛋糕做得更大”。大家都能获得利益的话，是能达到共识的。

 

　　对外开放的优质大平台

 

　　粤港澳大湾区对中国扩大开放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郑永年：这些年，西方有一股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反全球化”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提出要继续推进全球化，意味着中国需要更大规模的开放政策。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的开放政策需要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国际社会对中国有良好的期待，而他们基本上也是开放的。但现在中国要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面对反全球化的浪潮。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更大规模的开放政策来克服困难呢？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是开放的1.0版本。当时中国内地资金短缺，刚刚开放，钱也没有，怎么办？只能请进来，包括把港澳资本、中国台湾资本请进来。上世纪90年代是开放的2.0版本。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加入WTO，流行的概念叫“国际接轨”。接轨就是要调整中国的法律体系，调整中国的政策体系，符合世界的标准和规范。本世纪初开始是开放的3.0版本。中国也成为对外投资的国家，要走出去了。

 

　　到了现在，是开放的4.0版本。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走出去”又碰到困难了，需要更大的开放政策。为什么呢？早期中国经济体量很小，一个地方搞几个项目，GDP就上来了。现在经济总量那么大，就像广东这样，搞一般的项目对经济拉动的力度就很小了。现在基层政府都很着急，不知道如何拉动GDP。从国家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需要有更大的对外开放平台。

 

　　所以，这几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范围更广了。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这些巨大的平台，可以实现更大的目标，也可以让市场在更大的空间发挥作用，这对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我们也需要更大更优质的对外开放平台。未来中国拿什么吸引优质资本？拿什么吸引高科技、新技术，拿什么吸引人才？那就是大平台、优质平台。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一个大平台。

 

　　从这个意义看，粤港澳之间制度不同的状况其实是一种优势，珠三角九市的产业优势、香港的金融市场优势、澳门的旅游文化优势，可以形成叠加效应，对优质资本、高端人才形成很大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