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3月以来猪肉价格的回暖、非洲猪瘟加剧供给冲击，猪周期重新启动，加之前期国际油价明显上涨，短期内中国通胀压力再度攀升。历史上几乎每轮猪肉价格的上涨都会带动通胀上行，中国的CPI分项中食品分项波动大于非食品，主导CPI走势；其中猪肉价格很大程度上主导了食品分项的走势，因而也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短期内国内通胀或存在上涨压力，特别是在二季度翘尾因素较高的背景下，CPI或将迎来上行态势，个别月份将超过3%。根据笔者的测算，3、4月份CPI同比将回升至2.5-2.6%左右，6月压力更大，可能突破3%。而一旦通胀水平短期内接近或者超过政府的3%既定目标，恐将对货币政策造成制约。

 

　　同时，近期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处于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担忧，货币政策继续放松的可能性也明显降低。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货币政策需要转向，在经济下滑背景下，整体保持逆周期调控仍是主要基调，只是短期内进一步宽松的空间会受到限制。

 

 

　　今年出口或将面临全球经济疲软的挑战，对经济增长有所拖累。虽然中美贸易经过九轮谈判已取得诸多重要进展，有望最终达成协定，但去年3月贸易战以来“抢出口”效应的逐渐消退使得中国对美出口短期内难以获得明显好转。今年前两个月贸易数据已不容乐观，以美元计的出口下降4.6%，，其中，中国对美累计出口暴跌14.1%，成为主要拖累。展望全年，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进入下行通道，外部需求疲软，全年外贸前景仍然忧患重重。

 

　　例如，美国经济在经过2018年二季度的美国经济GDP突破4%之后，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经济增速出现逐季放缓态势。2018年四个季度分别增长2.2%，4.2%，3.4%，2.2%。此外，上个月3个月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从历史来看，这个与美国经济衰退紧密联系的指标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令人担忧。好在美联储也已于上个月退出加息周期，同时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调为2.1%，2020年则降为1.9%；而伴随着美国税改的基数效应消失、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加大，政府一度长期停摆，预期美国经济将在2019面临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2018年下半年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火车头德国经济失速，深陷“黄马甲”危机的法国复苏动力严重不足，意大利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深陷脱欧困局的英国各项指标也在下滑。欧洲央行已将2019年GDP增速预测由去年12月的1.7%大幅下调至1.1%。此外，欧洲政治风险不容小视，英国脱欧问题的悬而不决、民粹主义在多国蔓延又给欧洲经济再添新变数。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前两大进口国，经济一旦转弱，将对中国出口构成显著制约。

 

 

　　房地产走势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3月在前期抵押贷款利率的下行以及一些行政限制松动的背景下，国内房地产销售数据出现了回暖态势。3月30大中城市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大幅反弹至20.4%。在资金面宽松的背景下，2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3%，环比下降0.53%，连续3个月回落。此外，2019年1-2月房屋施工面积去除新开工面积的增速大幅回升至6.8%，这一数据在2016-2018年分别只有1.9%、1.8%和1.7%。

 

　　20年来，中国房地产周期与经济周期始终密切相关，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回暖是否是房价新一轮上涨的前夜？展望未来，房地产政策松紧对于经济运行仍然影响显著。在笔者看来，虽然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一些改善，但主要是前期“一刀切”房地产急刹车调控的边际调整，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同时，政策过于严厉，也打压了部分刚性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因城施策”将是房地产调控的主线。与此同时，“房住不炒”的政策没有改变，为防止货币环境相对宽松背景下的房地产“国家牛市”的覆辙，加快推出房地产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大力度减税降费的背景下，适时落地房产税，既有助于缓解短期财政压力加大，也不会增加整体税负提高的质疑，亦是推动财税改革的重要一环，今明两年推出还是大概率事件。

 

 

　　去年10月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决策层迅速重拾基建对于经济的托底作用，提出“基建补短板”等诸多配套政策措施，截至目前政策发力效果已有所显现。可以观察到，开年以来，基建投资在项目审批、开工建设、投融资等多个方面均呈现出明显提速的态势。截至目前，发改委基建投资审批规模几乎已恢复到2017年同期水平，1、2月累计同比增速则分别达到78.5%、74.5%；地方掀起基建项目开工潮，重点短板领域如交通运输、环保领域投资增长明显；专项债的放量发行、挖掘机和重卡行业产销数据呈现复苏迹象等，均提示基建投资在政策加持下将持续反弹。

 

　　在笔者看来，虽然当前基建补短板的力度仍在合理范围之内，但展望全年仍将面临较大的资金来源压力，预算约束之下需要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卷土重来。尤其金融危机以来，稳增长发力基建与地方政府债务之间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其中，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期，为发力基建刺激经济，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往往放松导致债务快速扩张，过去几轮稳增长均是如此。本轮财政政策重点发力减税降费，同时兼顾基建补短板，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压力将会凸显，中国能否走出过去的地方政府债务周期仍有待观察。

 

　　综上，笔者认为，近期在内外多重因素转好，政策积极发力已初见成效之时，中国经济已初步呈现企稳回升态势。但也必须看到，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尚未完全稳固，猪周期启动下的短期通胀压力，全球经济下行中的出口压力，房地产价格重新上涨的担心，以及基建托底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仍然需要关注和警惕。因此，在当下中国经济已走到见底回升之际，未来反弹态势是否稳固，政策选择仍然尤为关键。在笔者看来，夯实经济向好基础，仅依靠短期刺激政策效果有限，未来减税降费落地情况如何、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财税体制改革能否破局，以及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红利如何释放，这些更为深刻的制度变化才是决定中国能否稳健复苏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