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理性思考的形式逻辑，使人们相信可以由此直通理性的境界。然而现代认知科学告诉我们，由于各种认知条件的限制，作出完全符合理性的决定是不实际的甚至不可能的；我们往往只能达到有限的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只能追求足够满意的（Satisficing[26]）决策。

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各种实验证明，人类的思维存在着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Dual-Process），很多学者对此研究并有多种相关的理论，美国学者丹尼尔•卡纳曼（DanielKahneman）将它们形象化地归纳为快捷思考和缓慢思考（Fast thinking & Slowthinking）。我们首先会得到通过直觉和略估（Heuristics[27]）的判断。直觉是一种当即形成、最不费力的的过程[28]；“略估”是在人先天的本能（Hard-Codedby Evolutionary Processes）和后天学到的经验的基础上，面临复杂或讯息不清的条件下，快速、且费力不多的心理过程。快捷思考的决策过程很像我们经常看到的“拍脑袋决策”。相反，经过系统分析的过程产生的判断会是一个较慢的思考的结果。快捷思考得到的判断和决策通常显现得很有效率，也可以有不错的正确度。但是，这些认知捷径难免会导致误判或所谓认知偏见（CognitiveBiases）。现在可以在心理学文献中收集到的形形色色认知偏见可达上百位数。而且即使有过高等教育，甚至专业人士也难免会陷入这些认知偏见^[29]。

对于上述“双重思想”和“理智的非理性”的非理性思想方法，需要在它们的根源上解决问题。没有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关系，非理性的思想方法就一定会存在，甚至会主导水污染防治的实践。对于一般工作中的非理性倾向，基于系统分析的决策，可以帮助我们杜绝“拍脑袋决策”，避免陷入认知偏见。对于重要的环境政策，特别应该争取有事前充分评估，事后差错必究的制度。如果我们的工作允许批评，本文指出的水污染防治各种问题应该早就得到纠正。不至于排污许可证制度实施近二十六年才认定是‘鸡肋’，科学上站不住的溶氧量环境质量标准限值以及水质评价方法错了三十多年，到现在还在作为水污染防治支架性政策在使用。

4.  结语

水环境污染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环境和经济这两种价值和利益的较量，全面而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只有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等理念从口号落实到行动时才会出现。在这个转机到来之前，本文对于水污染防治各种问题的讨论可能只会让人感到逆耳、涩苦，笔者惟有希望能将之当作帮助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的千虑一得。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