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积极”？该向哪些方面“积极”？是不是必须增加赤字率才算“积极”？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机构表外风险回归表内，应不应由财政注资？地方政府该不该为融资平台风险兜底？要不要打破刚性兑付？这些问题亟待形成政策共识。

　　宏观政策既有减法，也有加法，既有总量，也有结构，确实给政策协调增加了不小难度。因此，不同部门围绕不同的政策重点难免有分歧。例如，在存量方面，由于“财政金融双收紧”的边际改变，自然产生了局部市场出清和防控系统风险的平衡问题，国有金融机构去杠杆带来的相关风险，是动用财政资金弥补，还是动用央行信用？从宏观初衷而言，“减法”意在遏制坏局面蔓延，“加法”意在尽快形成良性循环，当务之急是在政策策略上，把“加减混合运算”的结果最优化。

　　今年不宜再通过增加赤字率扩张财政资产负债表。按照今年预期的GDP盘子，预算赤字的绝对数与去年大体相等。因而，那种认为赤字率不达到3%（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赤字率是2.6%）就不积极的说法缺少建设性意义。何况，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应聚焦在减税和扩大支出上。一旦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经济产生较大影响，将明年赤字率定在3%为宜。

　　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增速15.3%，增值税增幅为16.6%，超过GDP增速一倍多。显然，深化增值税改革方案只降低1个点保守了，对于工业和服务业景气度的提升和税收征管现代化的程度估计得有出入。财政系统怎样在“钱多”的情况下“办更多的好事”，成为今年预算执行的重点。要实施更大力度的减税降费，增加投资强度，优化支出结构，确保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脱贫攻坚、污染防治、科技等领域和重点项目的精准支持力度。针对一些资金支出进度较慢的问题，要提高“资金拨付进度”和“资金结转结余率”等指标的绩效考核权重，压茬落实资金监管责任。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以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我国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放缓，但高杠杆仍是当前风险的集中体现。从数字看，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较高，政府部门杠杆率不高，但实际上大量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的债务。不能因此把隐性债务风险和或有风险都推给政府，也不能再走财政注资国有银行的老路，要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金融周期下半场的调整刚开始，要攻坚有恒，一些债务违约是打破刚性兑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正常现象。

　　在地方政府债务野蛮生长时期，金融市场产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风险”的产品，扭曲了市场定价，挤占了投向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源。因此，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是对这种扭曲的匡正，不可避免给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带来阵痛。地方政府处置存量债务风险，要分类妥善处理，防范处置风险的风险。对划入企业资产负债表、未纳入政府债务的存量债务，应加快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促其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增强偿债能力。“前门要开得大，后门要堵得住”，在收紧影子银行的同时，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

　　预算软约束是个沉疴顽症，地方政府总有融资和投资的冲动，而缺少偿债的动力。从短期着眼，要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风险，解决“治标”问题；从中长期看，要重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现代财政关系，解决“治本”问题。

　　当前需要警惕的另一种倾向，就是站在金融机构的立场上，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对不该担保或救助的隐性债务提供保护。这种做法延续了对金融市场的扭曲，不利于打破刚性兑付。尤其是提供保护的潜在手法，同样能给新增隐性债务打开方便之门，刺激金融机构继续“创新”，助长地方违规举债融资。这种苗头性现象更为隐蔽，危害更大，应当及时加以防范。

　　总的来说，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货币政策不能再走“大水漫灌”的路子，财政政策要实施“能感知、有温度”的大规模减税。今年下半年的财政金融要协同发力，防止“左右互搏”。一方面通过更加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为企业降本增效，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内需增长，另一方面通过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把利率稳定在适当水平，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要担当逆周期调节的重任，货币政策要创造稳定的流动性环境。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