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2018年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出现了自201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18年，包括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实体经济杠杆率由2017年的244.0%下降到243.7%，下降了0.3个百分点。2008-2016年是我国快速加杠杆的时期，这8年间杠杆率共上升9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超过12个百分点。2017年是去杠杆富有成效的开端，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全年微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杠杆率得到进一步控制，相比2017年年末已经有所下降。

 

　　从结构上看，除了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较快外，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力度较强，政府部门显性杠杆率略升但隐性债务增速趋缓，金融部门杠杆率进一步下降，结构性去杠杆的特征非常明显。

 

　　具体看：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从2017年的158.2%下降至153.6%，全年共下降了4.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36.4%微升至37.0%，全年共上升0.5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49.4%升至53.2%，全年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18年总杠杆率下降主要得益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大幅下降。

 

　　金融部门杠杆率继续回落。从资产和负债两端分别统计金融部门的杠杆率仍在继续下降，资产方杠杆率由2017年的70.3%下降到60.6%，负债方杠杆率由63.4%下降到60.9%，降幅分别达到9.6和2.5个百分点。相比于实体经济部门，金融部门去杠杆的力度更强。

 

 

 

　　居民杠杆率的上升趋势并未有所缓解，全年共上升了3.8个百分点，2008-2018年这10年间共上升35.3个百分点，年均增幅3.5个百分点。

 

　　全球比较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并非中国独有现象。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普遍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美国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20世纪50年代仅为20%，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已接近100%。其中上升最快的一段时间是2000-2007年。2000年美国居民杠杆率为69.9%，仅7年时间便上升了28个百分点。而我国目前也正处于杠杆率增速较快的时期，从2008年的17.9%上升至2018年的53.2%，10年间上涨了35个百分点，增速与美国2000-2007年间相当。需要引起警惕。

 

　　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贷款规模达到47.9万亿，其中中长期消费贷29.0万亿，占比61%，短期消费贷8.8万亿，占比18%。住房按揭贷款是中长期消费贷款中的最主要部分，2018年末达到25.8万亿，占全部居民贷款的54%。住房按揭是居民部门加杠杆的主要途径，同比为17.8%左右。而短期消费贷款虽然占比不高，但近几年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全年增长了29.3%。由此可见，短期消费贷款是拉动贷款余额上升的主要动力。2017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后出台的限贷政策曾将一部分住房贷款需求挤压到短期消费贷款，当时短期消费贷增速曾达到40%以上。随着监管机构的重视及相应监管手段加强，居民借消费贷来支付房地产首付的现象已经得到抑制，短期消费贷的增速也出现大幅回落。这一增速尽管回落，但仍远高于居民全部贷款增速。在新一代消费群体借贷意愿增强、互联网金融持续发展、银行零售业务加快转型的背景下，预计短期消费贷款仍会保持一定的增速。下一阶段要关注包括信用卡、基于互联网的信用类产品、消费金融类贷款、现金贷等在内的信用类消费贷款的共债与杠杆风险。

 

　　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大幅回落

 

　　非金融企业部门延续了2017年去杠杆的势头，杠杆率由2017年的158.2%回落至153.6%，下降了4.6个百分点。企业杠杆率自2017年1季度达到161.4%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当前水平相比峰值时期已下降7.8个百分点，除2018年1季度稍有反弹外，下降趋势已保持了7个季度。

 

　　非金融企业去杠杆取得成效，但其贡献主要在民营企业。2018年，国有企业总负债上升了16.0%，而民营企业为主的工业企业总负债仅上升了2.9%。结果就造成国企债务占整个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的比重在不断攀升。根据我们的估算，2018年国企债务在非金融企业债务中的比例为66.9%，比2017年上升了5.5个百分点。比起2015年第二季度的较低水平，更是上升了10个百分点。尽管我国企业杠杆率水平就全球而言都是数一数二的，但仔细分析，其中国企债务占比超过六成；而这些国有企业杠杆率中，又有一半左右是所谓融资平台债务，这部分是和地方政府有直接关联。如果扣除掉融资平台债务，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也就不那么凸显了。

 

　　企业债余额基本保持稳定，从2017年末的18.4万亿微升至20.1万亿，占GDP比例维持在22.4%。2018年出现了企业信用债券违约的高潮，债券违约的主要是金融去杠杆环境下信用收缩、融资渠道特别是非标融资渠道收紧导致的，其中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显著，违约风险更为集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资金来源受到地方隐性债务治理的影响，较为依赖于地方政府支出的一些企业出现了兑付困难，这主要体现在与PPP相关的基建类行业。我们预计2019年随着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的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及其对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企业债违约规模将大幅下降。

 

　　政府部门杠杆率略有上升，隐性债务增速下降

 

　　中央政府杠杆率从2017年的16.4%上升至16.5%；地方政府杠杆率由2017年的20.1%上升至20.4%；政府总杠杆率从36.4%上升至37.0%。

 

　　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依然增长较快，从2017年末的14.7万亿上升至18.1万亿，增长了23%，同期国债和城投债规模各自增长了11%和8%。地方债券规模自2017年超过国债规模后，与国债规模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债券市场中最主要的品种。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从融资平台来看，融资平台债券规模增速明显放缓。2018年末，Wind所统计的城投债余额为7.7万亿，增长了5600亿元，同比增长8%。而2004-2016年全年的增长幅度都在1万亿以上，同比增速均在20%以上。城投债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增速放缓反映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速的下降。2019年，稳增长的压力难以消除，对于基建投资和地方融资平台的倾斜和依赖都是不可避免的，从而预示着城投债市场在短期内可能仍会维持偏于宽松的政策环境。

 

　　从融资工具来看，信托贷款、PPP等工具的融资规模有所下降。信托业协会所公布的信托资金中投向于基础产业的部分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其2018年3季度末的规模为2.9万亿，相比2017年末下降了3200亿，与信托贷款下降的趋势基本一致。从PPP规模来看，2018年末PPP投资总额19.7万亿，相比2017年末增长1.5万亿；其中处于执行阶段的项目有所上升，从4.6万亿上升至7.5万亿；但处于执行之前阶段的PPP项目都有所下降。前一阶段各地都在落实PPP项目集中清理工作，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清理退库或整改。由于处于执行前期的项目减少，地方政府在PPP项目上的隐性杠杆率也将继续下降。

 

　　从政府资金支出来看，2018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本质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去杠杆。根据我们的估算，基建投资中，大约有15%左右的资金来自预算内，约5%左右来自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其余部分则来自于社会资本。而这部分社会资本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或者是PPP形式下的优先受益权，或者来自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投资，甚至部分直接来自于地方政府提供了隐性担保的资金。2018年随着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严控，以及对地方官员的终身追责，基建投资的社会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影响。2018年全年基建投资增速仅为3.8%，相比于2017年全年的19%增速，出现明显下降。

 

　　综合来看，虽然政府显性杠杆率有所上升，地方债上升规模较大，但并没有完全填补由隐性债务增速下降所造成的缺口。未来，仍需继续推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程，即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保持地方政府投资支出的稳健性；同时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杠杆率。

 

　　金融部门大幅缩表，去杠杆目标基本实现

 

　　资产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70.3%下降到60.6%。负债方统计口径杠杆率由2017年末的63.4%下降到60.9%。金融杠杆率依然在快速下降，且资产方口径杠杆率与负债方口径的杠杆率基本回归一致，银行表外业务明显收缩，金融去杠杆目标已基本实现。

 

　　从银行的角度来看，2018年商业银行总资产同比增速为6.8%，处于历史较低的水平。银行同业资产下降是总资产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银行持有其他银行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9.6万亿下降到28.7万亿，银行持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债权从2017年年末的28.1万亿下降到25.9万亿，二者加总占银行总资产的比例从23.1%下降到20.5%，已回落至2013年水平。

 

　　从非银行金融机构来看，大部分金融资产规模都在下降。基金公司及子公司专户业务规模从2017年末的13.74万亿下降到11.30万亿，共下跌了2.44万亿；证券公司资管规模从16.88万亿下跌至13.40万亿，共下跌了3.5万亿；信托资产余额由2017年末的26.25万亿下降至2018年3季度末的23.14万亿，共下跌了3.1万亿；其中与银信合作关系最紧密的单一资金信托由12.00万亿下降至10.25万亿，半年下降了1.8万亿，信托资金下跌主要是去通道化带来的结果。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基本都在萎缩，主要原因是直接从商业银行流入到这类金融机构的资产变小。

 

　　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稳中求进”去杠杆

 

　　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

 

　　2019年，政府首次将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放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解金融供给侧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放松金融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积极发展专门服务于民营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和非国有金融部门。特别是，对影子银行不能单纯采取“堵”的方式，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营企业的资金可得性问题，应通过疏堵结合，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使其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环境中为民营经济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二是进一步发展更具包容性的资本市场，有效支持民营企业进行直接融资。应以科创板和试点注册制为契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改善民营经济的融资便利性。在发展股权融资的同时，也应进一步拓宽中小微企业的债券融资渠道，包括支持中小企业集合债的发行，发展中小企业高收益债券、私募债，探索小微企业金融债等，并通过鼓励小微企业贷款资产证券化等举措，推动债务融资工具创新。

 

　　三是推动利率体系“两轨合一轨”，改善对金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的定价激励。当前在利率形成机制上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双轨制问题。一方面，货币市场定价机制的改革推进的相对深入一些，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在存贷款利率方面仍由央行公布基准利率作为指导，实际定价是以此为基础加减点形成。这种两轨并存的情况表明，货币市场利率向信贷利率的传导并不畅通；而且会刺激套利行为，加剧资金体内循环，弱化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为此，应尽快实现存贷款基准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的并轨，把定价权真正交给金融机构，显著提高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相关度，逐步形成统一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曲线，改变目前定价分割的现状，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

 

　　金融供给侧改革对结构性去杠杆的影响

 

　　金融供给侧改革与结构性去杠杆密切相关，前者从金融供给侧强调金融业的结构性调整，优化金融结构，后者从实体经济角度强调宏观金融系统性风险，优化经济结构。金融供给侧改革对杠杆率及宏观金融风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促进结构性去杠杆进程。金融供给侧改革强调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适当增加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力度。在国企和地方政府结构性去杠杆的同时，对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适度加杠杆，有利于实现结构性去杠杆的目标。

 

　　二是改善企业融资结构，降低债务融资占比。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大力发展多层级的资本市场结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目前直接融资整体规模有限且结构较为简单，发展直接融资有利于缓解清理影子银行所造成的金融供给缺口，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加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稳定宏观杠杆率。

 

　　三是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金融行业自身的结构优化，降低由于各类套利所产生的无效产能。产能出清有利于降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使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缓解整个经济体的还本付利负担。

 

　　四是增强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杠杆率的最大风险在于其面临违约时所产生的冲击及传染效应，因此采用更新的信息处理技术和金融科技将有利于更有效的控制违约风险，降低违约风险和金融传染。在相同的宏观杠杆率水平下，宏观金融稳定性更强。

 

 

　　当前面临着内外部冲击以及下行压力加大挑战，需要在稳杠杆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因此，要坚持“稳中求进”，不可操之过急。

 

　　第一要“稳”，着眼于短期，突出需求侧管理。稳住总杠杆，才能稳住总需求，这是面临内外部冲击以及增长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非常必要的做法。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杠杆（比如多发债），以及地方隐性债务的显性化（比如适当提高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与专项债务限额），以改变过去主要靠居民部门加杠杆来稳住总杠杆的困局。

 

　　第二是“进”，着眼于中长期，突出金融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旨在消除传统体制的弊端，这包括推进无效特别是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让市场清理机制发挥作用；硬化国企与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破除政府兜底幻觉；突出竞争中性，纠正金融体系的体制偏好等。